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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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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具创造性的网路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无数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不断、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 Gmail 帐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东西以致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史诺登。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三十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分的危害—一个中情局(CIA)和国安局(NSA)的间谍,又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体系(IC)的生涯仅持续短短七年,我很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七年的任职期间,我参与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蒐集全世界的数位通讯,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

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美国情报体系对于未能保护美国,放任珍珠港事变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攻击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因而深感愧疚。因此,领导者试图建立一个系统,防止他们再度疏于防范。这个系统必须以科技为基础,而这是庞大的政治科学专科生与商业管理硕士所不懂的。最祕密的情治单位对我这样的年轻技术专家敞开大门。科技怪咖因而统治了地球。

要说当时我懂得什麽的话,我很懂电脑,所以我快速晋升。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国安局最高机密安全调查,得到组织图最底层的一个职位。不到一年后,我到了中情局,担任系统工程师,可以四通八达地进入一些全球最机密网络。唯一的成年人主管是一个在值班时看罗勃.陆德伦(Robert Ludlum)及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平装书的傢伙。情报单位在僱用科技人才时打破一切规定,他们通常不会僱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后来至少要是准学士才行,而我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被放行进入才对。

由二○○七至二○○九年,我派驻在日内瓦美国大使馆,是少数以外交身分掩饰的技术专家之一,我的任务是把中情局带进未来,让欧洲外站上线,将美国用以监视的网路数位化及自动化。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祕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

二十六岁时,我表面上是戴尔公司(Dell)员工,但仍旧为国安局工作。委外合约成为我的身分掩饰,我这类的科技型间谍几乎都是这样。我被派去日本,协助设计国安局的全球备用系统—一个庞大的隐蔽网路,确保即便国安局总部被核弹轰炸夷为平地,也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当时,我并不明白架构一个保存每个人生平永久纪录的系统竟会是一项悲剧性错误。

我在二十八岁回到美国,获得极高的升迁,加入负责戴尔与中情局双边关係的科技联络团队。我的工作是跟中情局的科技部门主管们开会,以设计与销售他们可以想得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中情局设立一种新型的运算架构—云端(cloud),这种科技首创让每一名干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存取及搜寻他们所需的任何数据,不论距离多麽遥远。

总结来说,以前的工作是管理与连结情报流通,后来的工作变成设法加以永久保存,接著又变成让情报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寻。二十九岁时我去到夏威夷,承接一项国安局的新合约,此时我才注意到这些计画。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的权利」这项教条困住,无法了解我这些特殊、区隔性任务背后所累积的目的。直到来到这个乐园,我终于能够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整合起来的,像一部巨大机器的装置互相齧合,组成一个全球监视的系统。

深入凤梨田底下的一条坑道—珍珠港时代的一座旧地下飞机厂—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几近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讯,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部电脑。这些人当中,包括三亿二千万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是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你读这本书的理由在于: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职务来说很危险的事。我决定说出事实。我蒐集美国情报体系的内部文件,做为美国政府违法的证据,并把它们交给新闻记者,他们审查之后公诸于世,举世震惊。

本书将说明我为什麽做出这个决定,我所依据的道德与伦理原则,以及我为什麽会有这些原则,这亦即关乎我的一生。

人生是什麽?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麽,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麽。人生亦在于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连结,人际的连结,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在我这个世代,连结,主要意味著网际网路。

在你产生反感、明白网际网路疯狂毒害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请谅解,对我来说,当我认识网际网路之时,那是很不一样的东西。网路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的社群,既是单一、也是无数的声音,一个已经有人垦殖但尚未遭到剥削的共同边境,各式各样的部落和睦相处,每个成员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历史和风俗习惯。每个人都戴著面具,然而这种多数匿名造就的文化所产生的事实多于造假,因为重点在于创造与合作,而不是商业与竞争。当然这之间也会有衝突,但善意与善念会胜过衝突—而这正是真正的先驱精神。

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我说今日的网路是「无法辨识的」是什麽意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变是一项有意识的改变,少数特权人士的系统性努力的结果。往线上发展电子商务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为泡沫,接著在本世纪之初终于破灭。在那之后,企业界明白,人们在线上的兴趣不在于消费,更在于分享,而且网路促成的人际连结是可以卖钱的。如果人们在线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麽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之中,再从中获利即可。

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路的终点。

如今,具创造性的网路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无数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不断、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 Gmail 帐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东西以致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的所在地点、我们的慾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或非刻意的,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什麽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入和金融交易,二十一世纪初期所有线上通讯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麽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监视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之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嚐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在暗地裡,政府掌握全民监视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这种监视及其伤害,我才赫然惊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而是全世界的民众,从不曾获准投票或是有机会表达我们对这种程序的意见。这种近乎环球的监视不仅在未经我们同意之下便设立,而且刻意隐藏这项计画的每个层面,不让我们知道。遭到变更的每一步程序与其后果都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我可以去找谁呢?我可以跟谁谈呢?即便是洩漏实情,甚至是对律师或法官或国家,都会构成一项重罪,全盘揭露事实将会招致在联邦牢狱终身监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忧鬱,跟自己的良知挣扎。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们全家、数世纪以来的家族,多是一生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机构、或是一个政府,也支持与捍卫宪法,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惨遭蹂躏。现在,我不仅参与其中,我还是犯下这种勾当的人。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为谁做事?我如何在僱用我的机构的祕密合约以及我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宣誓之间求取平衡?我应该对谁效忠?或者对什麽效忠?在何种地步,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背法律?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答案。我明白,站出来向新闻记者揭露我的国家滥权的程度,并不是倡导什麽激进的事,例如摧毁政府或者是摧毁情报体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报体系自己明订的理想。

唯有对于人民权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我相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界线,明确界定一个政府到何种程度不得侵犯个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所谓的「自由」,在网路革命时期所谓的「隐私」。

自从我挺身而出已有六年了,因为我目睹全球各地所谓先进政府保障这种隐私的决心逐渐削弱,而我认为,联合国也是如此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然而,在这些年间,这种决心不断减弱,民主国家退化成威权民粹主义。这种退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係尤其明显。

民选官员企图抹黑媒体,而真相的原则遭受全面攻击,更教唆及煽动了这种情况。真相被刻意掺杂了虚假,并且藉由科技将那种造假放大为空前的全球混乱。

我极为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体系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资以营造战争藉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求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蒐集」。这批机构毫不犹豫就指控我是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三重间谍,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millennial)。

他们说得口沫横飞、无的放矢,主因在于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直到现在,我都坚决绝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细节,避免为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进一步伤害,他们为了我的原则已经吃了够多苦头了。

由于担忧加剧他们的苦难,我一直犹豫著要不要写这本书。毕竟,与决定公开我的一生相比,决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犯行的证据,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我所目击的滥权需要採取行动去因应,而没有人因为无法抗拒自己的良知就去写一本自传。因此,我试图取得本书指名道姓的每个家人、朋友与同事的许可,或者是公众人士的许可。

正如同我不愿做为他人隐私的片面仲裁者,我从不认为单凭我一人可以选择哪些国家机密必须对民众公开,哪些不可以。所以我只对新闻记者揭露政府文件。事实上,我没有直接向民众揭露任何文件。

我相信,正如同记者们所相信,政府可以隐藏一些资讯。纵使是世上最透明的政府也可以隐藏一些事情,例如地下情报员的身分与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本书没有此种机密。

在叙述我的一生的同时,保障我所爱的人的隐私,并且不曝露合法的政府机密,这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两项责任之间,才是我的容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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