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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何伟的成都疫情日记,快递、口罩、神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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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新刊发表Peter Hessler(何伟)在成都的“feng城日记”。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会写外卖包裹、居委会、孩子“神兽”的外国作家。他还说,封城45天是2013年开罗jun事政/变以来他与妻子度过的最浪漫的时光。


一如既往的何伟风格,观察细腻,视野开阔,对国家级悲剧有理解,也有文化冲突和反思。他写了淘宝盒马,公寓大厅的告示,party代表的态度,三八节餐饮托盘上的米饭与红色卡片,根据快递物品窥视邻居们的隔离期生活。他对grassroots officials(社区工作者)做了访谈,还有对“shenshou”(mystical beast)在家学习的担忧——这是全世界父母的通用meme,相信国外的家长们读后也能会心一笑。


这几年,何伟在各地都会写到双胞胎女儿Ariel和Natasha,从美国科罗拉多到埃及开罗,再到中国成都。9年,这种时空变换真是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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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重返四川遭围观,贵国人们“都太急了”

《纽约客》何伟在开罗养猫,记录了埃及之春五年变化

何伟怎么写小人物:“中国这一代非虚构作家能写出好的作品,帮助读者理解不断变化的国家”


”“早点开学吧,孩子处于不易感染的年龄段”,“因为各种原因,在线教育导致自杀”,“很在意进店登记身份证和手机号时的隐私泄露”, “新加坡和台湾不长时间关闭学校也没事”,“美国科学家说我国松绑后的情况可能会反复”, “邻里间的防心变得很重 ” ……


何伟采访了武汉等多个省市的医生、居民、官员等群体,以及香港、新加坡、美国的专家。他引述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隔离措施效果很好,有人认为湖北以外的区域不必采取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也有人认为复工复产后,病毒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文章提到中国的Propaganda暗含的一种“胜利”文化,“战胜”病毒,“战胜”疫情,甚至连网课也成了一种“胜利”,即便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Letter from Chengdu

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


Forty-five days of avoiding the coronavirus.

作者:Peter Hessler

编译:小冰

March 23, 2020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3/30/life-on-lockdown-in-china#intcid=recommendations_default-popular_17a16a99-adf9-4948-8d8a-f5dce4f86967_popula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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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封城的第二十七天,五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在我公寓的一楼大厅,准备配送一台一百英寸的TCL电视。不到中午,我正要带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Ariel和Natasha到外面透透气。我们三个人戴着口罩,驻足看着送货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视。外包装是一个八英尺长的盒子,重三百多磅。两个送货员站在电梯内量箱子和电梯的尺寸,如果箱子进不了电梯,意味着得爬楼梯将把它搬上二十八楼,谁知道会有多漫长。
此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隔离区,超过7.6亿人几乎都呆在家里。1月20日国家将Covid-19纳入法定传染病,卫健委确定了最严格的治疗和控制措施。之后,各省市发布了自己的防控措施,成都市政府于1月24日通过了第一批管制。让人更为忐忑的是在七天后,疫情达到爆发期:那一周,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增加了六倍多。截至一月底,共有11,791例确诊病例,其中259例死亡。
我和家人在离成都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我在成都当地一所大学教写作。去年9月我们选择了这里,主要原因是它的位置:这些公寓楼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府河旁,并且其中一个侧门外就有一个地铁站。但启动隔离后,地铁空无一人,两侧入口都被锁死。要进入小区的任何人,都必须在大门口用红外线额温枪测量体温。拿着这把枪的是由穿着白色隔离服的志愿者,在他身后一个旋转栅栏引导人们走向一块用消毒液浸透的厚塑料垫。上面标语写着“鞋底消毒区”,总是有一道道脚印离开垫子的痕迹,就像是进入公共泳池前的洗脚区一样。
与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小区的限制相对较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但前提是我们要带着社区居委会发出的通行证。社区是最基础的单元。大多数在其他省市的朋友的出行都被限制,每户每两天只允许一人外出一次,他们通常还要告诉管理人员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即使是我们这个外国人很少的大楼,人们也很少出门。所有餐厅、政府部门和大多数商店都已关闭,2月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后,所有学校将无限期推迟开学。成都的一项新的措施甚至禁止 “任何形式的团体聚餐”。
我的大多数邻居都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宝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并且他们通过盒马购买配送食物,盒马是全国连锁的生鲜超市,在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淘宝和盒马都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公司。)骑着摩托车的配送员将包裹交给保安,后者再用小推车或购物车运送到各个单元,然后丢下这些箱子袋子。我家一楼大堂里,任何时候去数都有超过一百二十五个包裹,包裹上用黑色打包笔标注了门牌号。有时还可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在配送TCL电视的那天早上,地上其他包裹中的物品给人一种这些人准备长期在此安顿下来的印象:1101号的两个插电板,3003号的奥妙洗衣粉,3704号的一大盒新鲜生姜。
送货员没有太大进展,电视还没有被塞进电梯,阿里尔和娜塔莎很想离开,所以我们走了出去。这几周时间,几乎没有人碰过河边那一长排共享单车,我扫码解锁了一辆。我的双胞胎女儿喜欢挑战成人尺寸的自行车,她们轮流沿着空荡荡的河边小路,摇摇晃晃地骑着车。之后,我们参观了僵尸地铁站。这里仍然在运行,但除了不断循环播放的服务广播,一片寂静,广播警告不存在的乘客注意脚下安全。阿里尔和娜塔莎朝着反方向上下自动扶梯,哈哈大笑。这是封城期间我们每天早晨的例行活动。她们已经有近一个月没见到同龄的孩子了。

去年9月,我的妻子莱斯利(Leslie)和我带我们的女儿入学了当地一家公立学校,就读三年级,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们学习汉语。与其他学生一样,他们也学习英语,教科书的第二单元主题为 “我的身体”。所有词汇都是在生病、受伤或灾祸的语境下讲授的。教科书上画的孩子躺在医院病床上,上面有标签标明了病人的年龄和病症:“比尔-8岁-脚疼”。“本-10岁-腿痛”;“丽丽-9岁-耳朵疼。” 课上的对话是:
In the morning, I play with Lucky. He bites my hand! It really hurts.
At lunchtime, I bite my tongue. It really hurts.
In the afternoon, I play football with Andy. He kicks my leg. It really hurts.
This is a very bad day!
早上,我和拉齐一起玩。他咬了我的手!真的很疼。
在午餐时间,我咬到了我的舌头。真的很疼。
下午,我和安迪踢足球。他踢到了我的腿。真的很疼。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
数周以来,爱丽儿和娜塔莎回到家中,模仿班上的录音对话,结果总是以“我要去医院!” 结尾。这似乎证实了我长期以来对中国所持健康观念的不科学印象:即这里的人们比我曾生活过的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加担心儿童的健康安全问题。我的女儿经常抱怨说,在课间休息时,学校里简单的儿童攀爬设备仅限六年级学生使用,因为老师认为年幼的孩子不会保护自己。
然而疫情开始后,我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这句重复出现的短语 “我要去医院!”。教科书是准确的:如果有人耳朵受伤,通常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医院。在中国,没有综合全面的初级保健系统,这是导致新冠病毒在武汉shi控的原因之一。早期那些最可怕的图像的来源,是激动的市民围du医院的视频,这些恐惧的市民中有许多已经生病了,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检查和治疗。这些人的接触无疑会增加了感染几率。
最早发现的病患中有几个都是在华nan海鲜批fa市场卖活鱼野味的人。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仍然无法确定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科学家认为,这种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很可能是通过中间宿主进行传播的。一些人推测可能是穿山甲,有些中国人会将它们当作美食。
到12月,这种疾病已经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早期受害者,包括医务人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一种新的病毒,缺乏适当的防护装备。在武汉,几位医生试图报告所见,但言论被压制了。眼科医生李wen亮在微信上警告同事。李随后遭到公安局xun诫,后者迫使他签署供词,称其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2月7日李医生死于该疾病后,被视为烈士,当地政府最终向其家人道歉。
掩盖真相导致病毒有更多时间传播。但在一月初,卫健委官员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后,便迅速采取行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健康中心ICAP的主任瓦法阿告诉我:“三天内就有中国的科学家对病毒的结构进行测序和表征,这是闻所未闻的。” 她说,近来的技术进步使得测序成为可能,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使科学家能够诊断并开始确定诊疗方案。
但对于武汉来说,这也已经太迟了,第一波感染使医院背上沉重的负担。由于许多医护人员感染生病,以及对更多支持的迫切需求,其他地区纷纷派出了增援人员。在隔离期间,我有时会与一位在I.C.U.病房工作的来自华西医院的医生打电话,这家位于成都的医院被认为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在志愿前往成都以东七百英里处的武汉后,这位医生被分配到了红十字会医院,该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一英里。
“这里就像震中一样。” 在我们的一次对话中,他告诉我:“床位有四百多张,但每天有超过两千个病人。他们正在增加床位,一些病人刚刚才有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
与我沟通的其他几位在武汉支援的人一样,这位医生也要求匿名。从最初的掩盖事件以来,政府似乎决心将数字公开报道,但仍然试图控zhi言论。“保持政治纪律”,湖南省湘雅医院的内部通知写道,告知前往武汉的工作人员,“不要私下与外界交流。”
有时候武汉医务人员的反应非常愤怒。我经常与武汉医院的一位药剂师交流,我称其为老张。他看到十几位同事生病了,其中一名还在重症监护中。他写道:“我们没有足够的防护装置,也不够小心谨慎。”当我问到这种流行病的根本原因时,他直言不讳:
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一直很粗心,而且压制异议。这两个是直接原因。因此,失去了控制病毒的最佳时机……我不相信官方媒体或阅读他们的报道。相反,我更关注我的朋友的意见。你问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实际上,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非常害怕这种疾病。我只是需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我担心如果生病了,可能会传染给我的家人。
老张仍然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家里有妻子和一个11岁的女儿。他曾考虑过入住旅馆以免与家人接触,但要住进少数几个开放的旅馆需要政府的特别批准;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被更加彻底的关闭了。与成都一样,武汉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会,但现在这两个城市似乎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代。一百英寸的电视机穿过大堂几天后,老张告诉了我武汉的居委会如何负责所有采购与配送:
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至少衣食是足够了)。感觉现在就像我小时候的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没有供应香烟、酒精、茶、零食、饮料或宠物食品。也许情况会好起来的,谁知道呢?

在feng城的第39天,大厅里的包裹里有一盒3703室的家养植物,2903室的一些花。已经三月了,我看到有人在阳台上打理植物,但似乎很少有人离开小区。女人们下楼取快递时穿着睡衣,即使是在下午。在大厅,物业提供了一瓶酒精喷雾器,有时我看到一个戴口罩穿睡衣的人站在一堆包裹里,将手、包裹、购物袋全都喷个遍。
人们很少说话,没有问候,没有玩笑,也没有片刻的怜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口罩,带来了不少困扰。
在我住的这一层,即使居民只是到门口十英尺处丢个垃圾,也会戴着口罩。毕竟政府要求人们戴口罩,而且人们对此孜孜不倦:我经常看到骑摩托车的配送员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他们戴着头盔,摆弄着手机,并戴着口罩。当我早晨沿着河跑步时,有时候会有人朝着没有戴口罩的我大喊大叫。阿里尔和娜塔莎很鄙视这些东西。
医护人员告诉我,不需要在人少的户外环境佩戴口罩,因为这里没有感染的危险,而且其实大多数人的口罩都佩戴不当。将这些东西视作护身符其实并不新鲜。在1947年出版的《鼠疫》一书中,阿尔伯特·加缪描述了医院的两个角色:
他从消毒器中拿出一包口罩,打开并取出两个口罩,给了拉姆伯特一个,并让他戴上。记者问它戴这个有什么作用,塔鲁说没有,但它激发了别人对你的信心。
口罩还使人们更容易忽略彼此。如果居民在院子碰见我,他们会避免跟我眼神接触。除了口罩外,有些人还戴了透明的塑料手套和外科靴。隔离区的这些装束以及所有其他限制使市民们会归于自我,人们只能将精力画在剩下不多的空间上。在一楼大堂的包裹中,我注意到许多家具和清洁工具:602号的储物柜、2304号的真空吸尘器、303号买的大的地毯,用胶带和塑料包着。还有一些家庭办公的装备(4201号买的无线鼠标;301号买的文件柜)。到了第四十四天,3704号的居民已经感到有必要从买一台电动洗脚机了。
feng城期间,邻居们的饮食都很健康,做饭,大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除了1901室以外,我没有看到过酒的踪影,1901就是我家。政府允许烟酒小店继续营业,但是老板说生意很差。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孤独,但是当你在一栋43层的大楼里,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在隔离区喝酒的人时,你就会有一种独特的感觉。
我几乎没有见到其他孩子。我知道他们就在楼上:2703号买了一个迷你足球游戏机,1804号买了一个环奇玩具箱。小区根据业主要求打印一些材料,有时候会在大堂给上网课的孩子们分发家庭作业:2102号的小朋友的一章化学作业;3802号的南北朝诗歌的讲义。在隔离的前几周,孩子们都没有到楼下的院子玩耍,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种疾病非常恐惧。我不知道他们在家怎么做运动。即使像我经常带着孩子去骑自行车和逛地铁站,我通常还会每三天左右就让她们在跑步机上跑跑步。人在武汉的药剂师老张也尽其所能:
长时间呆在有限空间里的人往往会变得懒惰和沮丧。激励他们并不容易。我现在正在教女儿对着客厅的墙练习乒乓球。在我小的时候,学校里没有很多乒乓球桌。我们那时候经常这样做。现在她已经很熟练了。其他时候,我鼓励她站着弹吉他,像真正的乐队吉他手一样随着节拍跳动。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措施非常有效地控制了这个疾病。
2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派遣了25名专家访问了包括武汉和成都在内的医疗机构。在随后的报告中,W.H.O. 宣布:“面对未知的病毒,中国推出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明确、最快速、最积极的疾病控制工作。” 代表团成员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医学教授戴尔·费舍尔告诉我,中国的行动避免了成千上万的新增病例和上千人的死亡。
“我可以看到疫情曲线。”他援引了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说:“通过看疫情的轨迹以及1月23日之后的轨迹,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其他科学家对这项努力的可持续性感到怀疑。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瓦法阿告诉我,武汉市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因为医疗保健系统负担太重。但是她不确定是否有必要在成都这样的地方采取同样的方法。成都有1600万人口,到3月初已经出现143例病例和3例死亡。“不需要完全关闭像成都这样的城市。” 她说:“需要的是非常集中的干预。尽早发现个例,并适当地管理他们及与其接触的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詹妮弗·纳佐认为,中国的隔离措施必然会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一旦学校复学,职员开始复工,人们开始恢复往来于世界各地,而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国家,那这种病毒将再次流行起来。” 她对我说:“就当下这些措施而言,我无法完全了解结局会如何。”
同时,并没有学校的复学时间或者封城将何时解除封锁的消息。许多措施似乎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每天中午之前,就像全国各地的许多工人一样,我被要求测量自己的体温并将其以标准化的形式提交给我的雇主。该表格还要求我保证,在过去的14天中,我没有与武汉或湖北其他地区的人有过接触。

我所有的写作课都是在线上进行。
我只见过其中一个学生,其他学生我都没见过。我们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互。我试着展开讨论,但是在不同的麦克风之间来回切换很费时间。这些课程人数太多了,很难让每个人同时都参与进来。上学期,这些学生住在成都的学校宿舍里,但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的家乡。最遥远的地方是吉林,离西伯利亚不远。在我的60多名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的亲朋好友感染这个病毒。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多月没有离开公寓一步。
不少人学会了做饭。一个男孩很高兴地说,由于他家有跑步机和哑铃,他在家减掉了二十磅。另一位学生则描述在他和父亲一整个月都被限制在家里时,他们轮流为彼此修剪头发。有些人看书或看电影,还有的人看一些会让人产生恐惧或幽闭恐怖症的剧目:《切尔诺贝利》、《寄生虫》和另一部韩国电影 《流感》。
上课的第一周,我布置了阅读作业,约翰·契弗的《巨型收音机》。故事中,一对夫妇有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听到大楼其他公寓里的对话。阅读后,我的学生提到了他们在自己家附近注意到的事情:如果您碰巧在电梯中咳了一声,同电梯的人们会多么恐惧。或者有报道一家人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试想他们的邻居会如何回避他们呢?
当然也有一些快乐的时刻:一名学生描述了他的公寓天台如何成为人们放松和社交的公共空间,因为他们无法离开公寓楼。一些学生报告说,过去一个月的经历使他们与父母变得更加亲密。抱怨往往都带有幽默感。一个学生开始着手写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由于一个微小的冠状病毒,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将自己锁在家中。人们讨厌这种冠状病毒,讨厌携带这种冠状病毒的蝙蝠,也讨厌吃这些蝙蝠的人。
在我家小区入口,居委会放了一面委员会信息板。他们张贴新的防疫措施,以及名为“D居家隔离服务队”的实体组织结构图,上面有七名相关人员的头像和手机号码。我从未在中国任何地方见到公开发布此类信息。
一天下午,我拨打了架构图顶端的电话号码。隔离小组负责人马上接起电话,在我自我介绍之后,她答应安排一次采访。不到一个小时,我接到了居委会D委书记的电话。他叫我第二天早上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是个星期六。
我们两个人都戴着口罩。他是个认真严肃的中年男子,身穿蓝色西装外套,外套上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写着“D员服务队”。他就在这附近长大,他的父亲曾经也为政府工作。这位老人在疫情期间就退休了,现在他每天穿着防毒服,是公寓楼前检查温度的志愿者之一。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窄窄的沙发,书记告诉我,他隔离的那两个星期就睡在这里,这期间他每天早上8点工作到半夜。他家在遥远的北郊,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对他来说太奢侈了。在成都,有1685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都像我家附近这个一样组织起了隔离小组。当地封锁期间的大多数细节,例如信息板,危险品、温度计、工作人员等,都由该小组管理。该小组由38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志愿者。在将近6000位居民的社区中,仅出现一例冠状病毒患者,这个人就在我居住的小区。
书记解释说,该居民在春节假期回去过他在湖北的家乡。在病毒流行初期,政府就对这种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跟踪。成都本地人很害怕看到湖北牌照的汽车。成都的许多酒店拒绝了武汉的客人,因此政府最终指定了12家旅店接待他们。我的一位住在成都另一个区的朋友发了一个她们小区几位业主的微信聊天记录给我:
居民1:昨天有人说2号楼的地库有一辆湖北牌照的车。
物业:好的,我立即派人去看一下。
居民2:什么?这不是闹着玩的!
居民1:要让门卫加强管控啊…
居民2:我认为我们现在进出都应该出示身份证!!!
居民3:快点快点,打110或120。
在我家小区,组织定期上门调查,以此了解该居民是否有湖北旅游史。到目前为止,他们来过我公寓三次,他们总是问我湖北和武汉的问题。他们的政策是,如果有人去过武汉或者湖北省其他地区,就立即打电话到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
“他们来检查了他的体温,当时是37.1度,” 书记对我说。(温度是正常的。)“他没有感到不适,但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后来,该男子表现出轻微症状,这意味着该团队在最关键的时刻发现了他:他看上去很正常,但可能具有传染性。他在医院观察了十天,然后在家里隔离了十四天。
我问书记什么时候可以自由进出小区,不用通行证。他说:“我认为这可能需要再过两个十四天。” 这是严格隔离的标准时间。他估计,我女儿的学校要到4月中旬或下旬才能复学——也就是再增加一个14天的周期。当我问到新政策的阻力是否很大时,他摇了摇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 他说:“有些人认为这不方便,他们想出去玩麻将什么的。但是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则。”
从我所见,他并没有夸大其词。绝对的遵守服从是封锁期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而基层官员的奉献精神亦是如此。政府派出了1800名流行病学家小组到武汉,每个小组至少由五人组成,以追踪受感染公民的接触史。W.H.O. 报告指出,之所以能够遏制病毒,是因为“中国人民对集体行动的坚定承诺”。但在个人层面,人们偶尔会持保留意见。在与武汉的药剂师张张进行的一次交流中,我提到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他回答道:
每个人都有许多抱怨,但每个人都严格遵守规则。这是非常矛盾的,但这是中国。我们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使用“胜利”一词来叙述流行病的终结,尽管我个人不喜欢这种说法。
中国领导人通常会这样说,宣布中国将“战胜病毒”。最后,特朗普Twitter也将采用类似的语气。(“我们会赢!”)我让张解释一下他的意思。
目前,xuan宣有一个不好的趋势,他们将一件应该铭记的悲惨事件变成一个抚慰人心的事件。他们习惯对所有事物使用 “胜利” 一词,也就是所谓的人可以征服自然。我认为在这样的事件中没有可喜之处。这么多人死了,他们的家人无论如何都不认为这是一场胜利。

在封锁期间,教育部估计有超过2.2亿儿童和青少年被限制在家中。在我们女儿的学校,学期的前三周,没有为低年级的学生开设在线课程,尽管他们有拿到一些资料,包括一个叫做《冠状病毒和人人与流行病的斗争》的学校项目。然后学校开始在线上短期授课,但我和Leslie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应该参与远程学习。
我们完成学校作业的同时寻找其他项目。阿里尔和娜塔莎通常在早上可以高效完成作业,然后大约十点或十一点,当她们开始打闹起来时,我便带他们出去散步。下午,我们带她们去院子里玩,路人通常在这儿向她们解释户外活动或者不佩戴口罩的危险。
在一个四居室的公寓里,一个大人写书,另一个大人全职教书,这一切怎么看都不太可持续,但我们还是决定留下。隔离开始时,孩子们的外国朋友们几乎都被撤离回国了,她们的中国同学也无法与任何人见面。在这个城市,孩子们仍然与世隔绝着。
我想这段时间对中学生和高中生而言极其困难。在中国,年轻人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5岁至35岁之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杀。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涪陵市的一所师范学院任教。涪陵市位于成都以东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我的大多数学生现在主要在三四线城市的初中和高中任教。在那里进行远程教育似乎是个难题。“说到在线课程,真是糟糕透了。” 一位高中老师告诉我:“学生无法控制自己。” 他说他所有的学生都用手机上课,这在较小的城市中很普遍,在这些城市中,父母通常不认为他们需要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并且需要大量的纪律才能使他们专注于在线课程。目前我的学生似乎能很好地适应这种调整,但他们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而且他们几乎都拥有电脑。
随着进入到三月,封城措施的一些方面得到了缓解,许多人重返工作岗位。这就像马克·利普西奇所描述的:让空气缓慢地从气球中流出。但是学校并非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许多孩子在父母上班后要独自留在家里。威利现在在浙江省任教。据他估计,他的九年级学生中有80%在白天无人陪伴。
父母经常打电话给他一通抱怨。“人们说他们的孩子是神兽,” 他用粗略的语言解释为“神秘的野兽”。“他们说,‘我们希望神秘的野兽回到笼子里。’ 笼子是学校。” 他描述了他的一位同事的家庭情况:“他的儿子之前一直很好,而且很努力。但是在过去的四十或五十天里,他一直在上在线课程,他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他父亲说他现在很容易发脾气。这是因为过度使用手机。” 威利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用手机上网课,他注意到小女儿的行为习惯迅速恶化。“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她用手机聊天或玩游戏。” 他说:“她现在已经失控了。”
新冠状病毒最显着的特征之一是不同年龄的药敏性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已知病例仅表现出轻度至中度症状。老年人更有可能表现为重症,尤其是当他们有其他健康问题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2月20日,十九岁以下的人群仅占中国病例的2.4%。在少数生病的孩子中,病情普遍较轻。上周,《小儿科》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组731例确诊的儿童冠状病毒病例中,97%表现为无症状,或有轻度或中度症状。迄今为止,在整个中国,这个年龄段只有一名十四岁男孩死亡的案例。
新加坡传染病专家费舍尔告诉我说他反对停课。根据早期的案例研究,费舍尔预测,儿童的感染率与成人相同,但往往表现出轻微症状或无症状。尽管有无症状传播的证据,但这种事件似乎很罕见,而且根据W.H.O.的分析,这在这种疾病的传播中并不发挥主要作用。
但更困难的问题是症状前传播。当人们被传染但尚未表现出症状时,似乎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可能是两三天)。港大医学系主任加百利·梁(Gabriel Leung) 告诉我,他相信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感染来自看似还没有生病的人。“例如,在进食或说话时,他们可能会通过飞沫传播给别人。” 他说:“这些液滴会污染表面,这就是它的扩散方式。”
儿童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不清楚。费舍尔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传播了这种疾病。W.H.O.的报告指出,在访问团为期9天的旅行中,没有任何接受采访的中国医务人员能够回忆起任何由儿童传播给成人的案例。
 “我对学校的看法是儿童没有患严重疾病的风险。” 费舍尔说:“他们没有扩大病毒传播,没有扩大病毒传播。这种情况下,他们扮演的角色是旁观者。没有什么充分理由将他们拒之校门外,除非社会完全进入封锁状态。”
但梁告诫说,目前尚无定论。他目前正在分析这种疾病在家庭内部的传播方式,这可能会揭示出哪些年龄段最具传染性,但他要等到本月下旬才能完成研究。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对血清学或抗体类型的分析可以为儿童在流行病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得出清晰的答案。但是这项研究可能至少要几周的时间。
她认为,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复发,但一两年才能研制出疫苗。中国应该制定更灵活、更可持续的策略,强制隔离、孩子压力大、邻居的不信任……如果人们知道现在有几千万的中国学龄儿童,是通过在线来上课的,他们会感到震惊。

在我住的小区,一些人准确地告诉我那个确诊患者的公寓门牌号。我观察到人们在所讨论的建筑周围表现出异常的警惕。有一次,一个戴着口罩和塑料手套,穿外科靴子和睡衣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拿着一瓶消毒剂和一根棉签。我看到她进入大家讨论的那一幢房子,小心翼翼地用药签按电梯按钮,这样即使是她的手套也不会碰到按钮了。
一天下午,我到了这个公寓门口,在门口就听到了里面有声音。公寓门外有一个鞋架:至少有一个孩子住在这里。我敲门,一个男人用粗鲁的声音喊道,“是谁?”
我解释说我是邻居,那个男人打开了门。一个中年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生意人。他戴着透明的塑料手套,抽着烟。我介绍了一下自己,并说有人告诉我小区里有居民感染了这种病毒。
男子说:“这里没有人染上病毒。”
我试图让他放心,并解释说我知道症状很轻,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恢复过程。
“当然,” 他说。“如果我是邻居,如果有人生病了,我也会想知道。但是这里没有人得病。”
“所以您从未听说过这楼里有人感染过吗?”
“没有”他说。他没有戴口罩,但是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客气地道别,关上了门。我回到一楼,电梯里满是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消毒剂的味道。
在封锁的第四十五天,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出去吃饭。按照规定,企业将逐渐开始恢复营业。理发店是最早开业的一家,可能是因为没有互联网替代品吧。后来有银行开门了,河对岸的一个烧烤店也开了。我的女儿们仍然没有能与其他同龄孩子玩耍,也没有关于复学的消息。
在餐厅门口,店员用额温枪对准了爱丽儿和娜塔莎,然后是莱斯利和我。女主人拿出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名字,手机号码和温度:爱丽儿,36.5;娜塔莎,36.2;莱斯利,36.2;我,36.0。
我们坐下来,脱下了口罩。这个餐厅一直都很受欢迎,但是今晚只坐满了一半。在整个中国,已确诊的病例超过八万,死亡3119例,但这两个数字的增速都显着放缓。成都的最后一次死亡(第三例死亡)发生在三周以前。这三名死者的年龄分别为六十四岁,七十三岁和八十岁,并且在被感染之前都有多种慢性健康疾病的困扰。
这家餐厅老板在很努力地经营。我们下单之后,他叫我过去,隔着口罩我看出来那是一个狡黠的微笑,尽管我只能看到他的眼睛。他递给我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一束鲜花,一碗糯米饭和一张红色的情人卡。
“今天是3月8日!” 他说。
我忘记了,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他指着米饭和卡片。“这些是免费的,” 他说。“写一封信给你的妻子吧!”
我盯着这张红纸。然后我写了一段话,表示这是自2013年开罗政变以来,我与妻子度过的最浪漫的时光。当戴着口罩的经理准备用手机拍照时,我带着银托盘回到桌子旁。一个女服务员拿来了我们下单的啤酒,我在莱斯利和我的杯子将酒倒满。不一会,女服务员又与另一支青岛啤酒一起出现。“这瓶免费的。” 她说:“因为疫情!” 她打开后,我们也喝完了那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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